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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凯尔森的法律观或许优于埃利希的法律观，可面对当下国家外或超国家规范生产者的激增，它难道不是被人遗忘了吗？当托依布纳不怀好意地提出如下追问时他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个全球基础规范何在？33相反，我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凯尔森的法律观依然具有相关性，而且这是大势所趋，理由有二：第一，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在法律规范的生产和强制实施中的作用发生了重大改变并且今后将继续改变下去34，但这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实际不、不能或不应发挥任何作用。
这也反映出我国法制建设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重管理、轻责任、重权力行使和效益、轻权利保护和救济等弊端。以行政指导为例，几乎所有的规定都未对行政指导的救济方面作出安排。
法律规则是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群体的某些显著观念的系统化和强制性的体现，{4}(P20-21)从命令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是指国家意志以上下级纵向关系的方式传达，具有直接的物理性强制力。限定了行政活动的内容。一方面，非强制行政行为同强制性行政行为一样，需要一套制度提供确定性指引、施加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关键词: 非强制行政行为 制度建构 权力约束 责任机制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传统的强制性行政活动方式已经难以充分反映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公私合作等现代行政理念的需要，因此，探索和运用新的行政活动方式势在必行。对此，本文以泉州市工商局和吉林市工商局颁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为对象展开分析。
另一方面则是对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程序等进行约束和规范，防止其侵犯相对人权益。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随后，1890年11月底，耶利内克又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邀请。
[88]这两种观点中，二元说至今仍是通说。[47]美浓部对上杉的攻击逐一进行了回应。上杉对天皇机关说的攻击要点有三：（1）国家是团体意味着人民即国家，所以，国家是统治权主体意味着人民是统治权主体，其结果是日本成了民主国家。这是其作为法学者明显不同于耶利内克之处。
所有的权利关系都必须以规范为前提，因为权利关系需要由规范来调整，权利关系的当事人需要由规范连接起来，……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一个超国家的法秩序。[85]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凯尔森思想的影响。
[16]与格贝尔将主权概念作为政治口号加以处理有所不同，拉班德将国家权力和主权区别开来：具有最高性、别无上位权力的国家权力为主权。……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国家中心，民心的统一将毁于一旦，即使在名义上采用民主主义，实际上也只能以凭实力说话的独裁政治勉力维系国家的统一。同年9月18日，美浓部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只不过在拉班德这里，国家权力的边界和制约都是客观法，归根结底来自于国家目的本身。
其要旨有：[52]（1）在宪法上，国家的统治大权属于天皇毫无疑义。根本而言，我国国体未发生丝毫变化，这和‘水流河不流是一个道理。这与耶利内克一再信手拈来地引用其思想的国民主权或人民主权论者，如卢梭、西耶斯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降格。这种悠久历史所养成的国民心理，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加以改变的。
[80]总体而言，战后日本公法学的情况较为复杂，各种观点并存，其对国家法人说的清算并不彻底。三、国家法人说的衰落与法学遗产美浓部达吉和耶利内克都确信，国家法人说具有普遍适用性，既适用于君主立宪制也适用于国民主权制。
他认为，在英国，君主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政治权限，议会才是主权的现实持有者。[14]不仅如此，拉班德认为法的根本原理存在于制定法之外，为了探究法的根本原理，要将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考察纳入国家法学。
这四个原则中，第一、第三和第四是其行政司法化主张的延长，第二则是其企业国家观体现。这种集合统一体有着不逊于个人的作为权利主体的能力。如果没有社会信任，人们相互间的交流就只能永远停留于低级阶段。在大陆法系国家，建构法学国家观的任务主要是由国家法学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形成于德国的国家法人说完成的。将上述法院的立场和行政法学的立场与我国实定法的立场结合起来加以理解，结论似乎是，国家机关是权利主体与国家是权利主体并行不悖。在法学方法上，拉班德同样把目光集中到为意志关系的统一体系进行教义性的建构上，但他用的材料是帝国的实在国家法，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考活动从中找到‘统一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变化不居的实在法规定性所具有的思想本质。
警察命令是以之为执行标的的判决的替代物。（3）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国家是法人、天皇是机关，但其条文中包含着国务、国债、国库、国家的岁入岁出等表述，如果不将国家理解为一个法人、一个权利主体，这些表述就无法得到说明。
在这种意义上，没有什么国家的义务或权利。这种状况既与行政法学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与行政国家现象有关。
耶利内克国家法人说的民主制思想要点主要包括：（1）代表是指一人与另外一人或多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前者的意思被视为后者的意思，故而两者在法律上被视为一个人格。这一历史事实反证了国家法人说的民主进步性。
因为在那种地方，不存在将各个人凝聚为单一体的任何契机。[92]奥托·迈耶虽然否定了国家的法人格，但是承认国家法人概念在法律技术上的有用性，同时，其行政法学上的说明全部都是以国家法人概念为前提的。国家权力作为报偿对那些服从自己的人提供这些利益。（4）最高国家机关的必要性。
（5）议会是国民代表的机关，而非天皇的机关，其权限并非天皇所授予。但这样的同一性不像会是存在的，除非是在相对小的集团中，且这种集团的范围和成员地位也是不断在变化着的。
从上述材料来看，国家尽管已经虚构化，但国家法人作为一种法技术概念还在。回国后，美浓部先后翻译了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耶利内克的《公权体系》和《论人权宣言》，并移植了耶利内克和奥托·迈耶的思想，对日本的宪法、行政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奠定了日本公法学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种确约，社会信任就无法形成。4．机关关系、机关地位与个人权利的分离、行政组织法研究国家法人说的必然归结是，国家机关不是法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上的人格。
通过这种缩减，可以从非常复杂多样的私法关系中求得人的意思这一根本要素。[43]对耶利内克为国家的自我拘束预备好的这种社会心理学基础，有过而且将来也会有很多不同看法。与私法上的意思力不同，国家的意思力既不是绝对的，也不能委于个人的恣意，其方向性和边界来自于其伦理基础。在野党政友会也趁机将矛头瞄准两位主张天皇机关说的高官，企图借此发难当时的冈田内阁。
格贝尔法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强调体系、建构、纯粹法学元素，以法学实证主义建立清晰、明确的教义体系。例如，宫泽俊义的学说本身深受凯尔森的影响，其思想实质应该是对国家法人说的否定，但由于其坚持宪法学方法的科学性——将认识与价值判断相区分，其宪法解释所提出的观点有着或多或少的国家法人说残存。
耶利内克所主张的国家法人实在说既强调国民的主体性，还追求国家的统一性，国民的主体性与国家的统一性是一个统一体。他在1837年撰写的一篇不引人注意的评论中，提出了国家法人说。
国家法人说的法学遗产可以粗略例举如下。但不能忽略的是，宫泽俊义在其教科书中这样阐述主权概念：主权（不仅意味着对国家政治形态进行最终决定的权威、国家权力的最高独立性）还意味着国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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